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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以“一胎化”为最主要措施的计划生育国策实施了数十年之后,关于政策调整的传闻一直在民间流转,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所有这些期待一个肯定的答复:“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”。然而,政策从中央发布到在各省市“落地”存在长短不一的时间差,在此期间,有些单独家庭的第二胎宝宝已经抢闸出生。对这些案例适用新政策还是旧规定,成为关注的焦点。2014年6月18日,国家卫计委向财新传媒记者确认,曾发文指导各地对政策等待期中抢生单独二孩的家庭“原则上不做实质性处理”。这一消息对于不安等待中的家庭无疑是重大利好,他们仍在等待地方主管部门的正式确认。图为包华(左),35岁,现居广州越秀,刘希(右),独生子女。37岁。2014年3月1日第二胎生下一个女孩。包华最担心的是孩子长大后因为户口问题而受人区别对待。

朱强(左),36岁,刘丽(右),33岁,独生子女。今年1月底生下一个女儿,大女儿5岁。刘丽2012年检查出甲亢严重,不能怀孕,去年5月意外怀上。因为父母均得癌症,父亲去年去世。刘丽觉得独生子女背负的压力太大,所以决定再生一个。

赖静(左),30岁;廖波(右),独生子,33岁。2007年结婚,大儿子今年6岁。2013年11月底剖宫产诞下二胎。赖静是O型RH阴性血,2008年第一胎整个孕期RH溶血抗体很高,同时也有ABO溶血,大儿子出生的第三天被诊断为溶血引起的败血病,住进新生儿科十多天才出院。大宝性格有点孤僻,3岁开始就整天一个人玩ipad,父母想多生一个给他作伴。

胡华钢,43岁。肖扬(右),44岁,独生子女。去年年底生下一个男孩。女儿潇潇今年14岁。肖扬的73岁的父亲肖国诚也是独生子女。高龄生子对肖扬来说非常幸运,她们家是两代独生,她不想再让下一代继续承受独生子女的压力。怀孕后,肖扬不得不辞掉了工作。如今她又不得不到处求职。

刘梅,33岁,潘宇,37岁,独生子女。现居广州荔湾。去年12月31日生下第二个宝宝。  2005年,潘宇和刘梅登记结婚。去年2月,33的妻子刘梅意外怀孕。跟许多生二孩的家庭一样,独生的心里阴霾让潘宇决定下一代不再重蹈他的命运。按照被访者要求使用化名。

李春霖(左),39岁;黄文盛(右),独生子,39岁。女儿璐璐今年10岁。李春霖2014年2月9日第二胎生下一个女孩。黄文盛去年把户口从湖北迁到广东。

24万的罚款对于胡华钢来说压力非常大,但是新生命的诞生也给家里带来了新希望。据统计,1975年到2010年间,中国共产生了2.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。独生子女现象也开始成为一个热门的社会话题,两个大人一个小孩成为我们最熟悉的小家庭全家福样式。直至去年年末,放开“单独二孩”的政策调整开始改变这一状况,部分家庭的第二个孩子在政策正式落地前“抢闸”诞生。在这批为这些家庭所拍摄的合影中,一对父母两个孩子的全家福样式成为这场政策调整中最早、最直接的视觉象征。

图为关林的小女儿在哭,大女儿怡怡过来亲了她一下。这些“抢闸”生二孩的父母中,有年过40的高龄产妇,也有两代独生的家庭。使他们顶着压力生第二个孩子的原因几乎都是一样:独生子女的孤独、失独的恐惧、养老的压力。

2014年3月10日,李春霖生了二女儿。新生命的诞生给他们一家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可能要承担24万元罚款的压力。

图为肖扬儿时与父母的合照。对于单独二胎在政策落地前“抢闸”出生的情况究竟适用何种规定,家长们几次向主管部门反映诉求未获正面回应,政策衔接是否存在“过渡期”成为争议的关键。

图为黄文盛的独生子女证上写着“为革命终身只生一个孩子光荣”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律师朱列玉则认为,“不存在过渡期的说法,法律执行肯定有个确定的执行起点日期”,这一点许多律师都表示同意。但问题的关键是“线”在哪里?2013年11月12日?还是2014年3月27日?朱列玉认为,国务院出台的是指导性文件,法规生效期以地方执行起始日期为准,此前的按旧法规处理。而律师吴有水则认为,人大表决通过的决议就已经具备了法律效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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